📅 发布时间:2025-09-26 19:31 • 📂 来源:超级转换秀 • 👁️ 浏览:3317次
9月30日起,“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对观众开放。将来,图为两岸青年在片场互相拍照。中新社记者 刘子琳 摄图为两岸青年互相整理戏服。中新社记者 刘子琳 摄图为两岸青年自拍留念。中新社记者 刘子琳 摄图为导演教青年们演戏。中新社记者 刘子琳 摄图为拍摄间隙青年们互动交流。中新社记者 刘子琳 摄图为镜头里的台湾青年。中新社记者 刘子琳 摄--> 【编辑:李太源】。200件(套)文物,以“一脉文渊”“百年传承”“万千气象”三个展陈单元呈现。目前,500千伏朔云线地处海拔1800米至1919米之间的山区,该地区为高山寒冷半温润气候,属易覆冰区域。王浩 摄改造工程涉及新建铁塔9基,新建线路2.08公里,设计上优化了电力线和铁塔结构,进一步强化线路在该区域的覆冰承载力。图为国网山西送变电公司施工作业人员正在进行附件安装作业。王浩 摄近日,山西省静乐县500千伏朔云线防冰改造工程现场,国网山西超高压输电公司输电运检二分部运检人员正在开展防冰改造新...。这些从195万件文物中遴选出的“代表”,它们的时代跨越五千余年,从新石器时代的玉圭、玉龙到晚清的挂屏、瓷器;它们作为历史的刻度,凝聚着时代之精神、至高之艺术理想;它们中的大多数也都经历过破碎、离散、蒙尘、曾数易其手,跌宕辗转……--> 在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这个时间节点,这二百件文物被遴选,首先因为它们是如此技艺精湛、莹润灿烂的个体,其自身的故事是如此动人;而它们汇集展陈于此,更因为在过去百年中,它们中的许多从清宫旧藏到呈现人间,也曾经历文物南迁,身涉万险,这些文物本身,就是历史。简单来说,新华社联合国9月24日电(记者夏林 孙奕)当地时间9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纽约会见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李强表示,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联合国的作用愈益重要。习近平主席不久前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作用,推动各国依托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更加紧密地团结协作,更加有力地应对时代挑战。中方愿同联合国及各方加强协调沟通,一道落...。 历史往事:宫门徐启,世事更张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永远废除清帝尊号,并命令溥仪“即日移出宫禁”。1925年,在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文物点查验收等工作完成后,“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于10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向公众开放,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历史终结。 影视剧《末代皇帝》中以一个桥段深刻反映了这座宫殿和它的帝王历史命运的转变时刻——年迈的溥仪以普通游客的身份买票进入紫禁城,他再次坐上那张曾作为皇权的核心象征而如今已是仅供参观的文物的龙椅。 昔日帝王权力的象征物,如今已是民之国宝。 如展览中的一组“二十五宝玺”,这是清代乾隆皇帝厘定的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它们密藏于紫禁城交泰殿的宝盘中,一宝一盏,宝玺上神兽姿态各异,这二十五宝玺传至宣统末年,其数量和功用未曾变更。1925年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对交泰殿进行点查,共计登记宝座、宝玺、宝谱等文物58件(套)。 明星展品金瓯永固杯也是如此,金瓯永固杯不仅是清宫元旦开笔的御用之器,成为政权稳固、风调雨顺、国运昌盛的象征。 和这组安静地深藏于宫殿中的宝玺、金瓯永固杯等形成对照的是那组著名的乾隆帝御宝田黄三联玺。 三枚印章由一条完整的田黄石链连接成一个整体,链条环环相扣、灵活自如。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时,在仓皇和混乱中,他舍弃了大量珍宝,却偷偷地将这组小巧而珍贵的田黄三联玺缝在棉衣里,带出了紫禁城,这组印章一直陪伴着溥仪,成为他浮沉一生中少数始终在身边的旧物。1950年,溥仪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他经过思想斗争,最终将这组代表着他过去身份的田黄三联玺主动上交给了国家。 雁翅楼入口处有一对掐丝珐琅太平有象,看似不起眼,但却是故宫博物院首批拥有“身份证”的文物,它和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也要从溥仪离宫讲起。 溥仪离宫后,当时的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专门负责清点紫禁城内廷的文物古董,并选用《千字文》中的一字,作为内廷每一个宫殿的编号。第一个清查的宫殿就是乾清宫,所以编号便为“天”字号,室内物品按照顺序编上数字,这就是最早的文物编号,这一对掐丝珐琅太平有象就是“天字号”文物之一,它们的编号为“天字七二〇”和“天字七二一”。 《伯远帖》《清明上河图》《五牛图》:身世跌宕,故事精彩 在展览中留意展牌,你会发现,有的展牌上写“清宫旧藏”,有的写“南迁文物”,有的则写“留平文物”,这涉及故宫博物院今天馆藏文物的构成和故宫文物南迁的一段历史。 先从“清宫旧藏”看起。“清宫旧藏”特指中国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以及清代皇家苑囿(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等)中累积收藏的各类文物珍品。清宫旧藏有四大核心来源,分别是继承前朝、宫廷制作、四方进贡和帝王收藏与编纂。 本次展览中,如晋代王珣《伯远帖》、唐代韩滉《五牛图》、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大多是流传有序的传世名作,他们或继承自前朝,或由当朝帝王收藏而来,藏于深宫中,因为其原本就是名品,在不同的时代被无数人搜求、追捧,且年代久远,因而极为珍贵。 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有很精彩的故事。 以《伯远帖》而言,它和《快雪时晴帖》(唐摹本)、《中秋帖》(宋摹本)被乾隆皇帝视为至宝,珍藏于养心殿的“三希堂”内。清朝覆灭后,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大量书画珍品盗运出宫,《伯远帖》和《中秋帖》就在其中。这批文物后被带至长春的伪满皇宫,后流散。 直至1951年,时任新中国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出访途中,得知一个惊人消息:“二希”帖出现在香港,一位抵押人因经济困难,准备将它们卖给一家英国银行,交易在即。在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拨出专款,经过一系列紧张而秘密的谈判,最终以当时堪称巨款的数十万港币,将《伯远帖》和《中秋帖》购回。 本次展览中的明星展品《清明上河图》,最初收藏于宋徽宗内府,北宋灭亡后,流落至金国。元朝初年,被统治者纳入内廷,明代由宫廷又转入民间,后被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藏。明隆庆年间,它重新被官府收没,第三次归入宫廷,万历六年被大太监冯保获得,带出宫外。清乾隆年间,它被湖广总督毕沅收藏,嘉庆时收入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末代皇帝溥仪将此图卷作为赏品,交由其弟溥杰携出宫外,此后曾存放在吉林长春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58年,由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拨交给故宫博物院至今。 现场观看《清明上河图》,还是极震撼的,其色彩之丰富、线条之粗细深浅的变化,远比数字画生动。 文物的回购、拨交和捐献,和文物保护和传承的故事都是一段段佳话。 以同样斥巨资从香港购回的《五牛图》为例,《五牛图》回到北京时,已是遍体鳞伤:画面布满污垢,有数百个蛀洞,纸纤维老化断裂,命悬一线。故宫博物院将修复任务交给了装裱大师孙承枝先生。他用了长达数年的时间,以超凡的技艺和耐心,对《五牛图》进行了“起死回生”的修复,得益于老师傅们的妙手,今天在展厅中的《五牛图》才如此神采奕奕。 值得一说的是,故宫博物院今天的文物规模,也离不开众多捐赠者的慷慨义举。如孙瀛洲先生,在1956至1964年间,捐赠3000余件文物,包括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一级文物;张伯驹先生,捐赠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22件书画珍品,几乎件件是国宝。 文物南迁:一次文物的长征 如上所述,除了绝大多数的“清宫旧藏”,我们还可以看到展览中的部分展品被标为“南迁文物”和“留平文物”,这就涉及一段独特的历史。 1933年至1948年,为避抗日战火,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将约1.9万箱珍贵文物分批南运、西迁,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公里,绝大部分文物得以完整保存。 我们先直观地从著名的文物——莲鹤方壶看起。 1923年,一对莲鹤方壶在河南被一位乡绅打井时发现,出土后,它们被保存在河南新郑的保管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避免国宝落入敌手,包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在内的众多顶级文物开始了著名的“文物南迁”。这批新郑出土的珍宝,也包括那对莲鹤方壶,也被选中,先后辗转于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地,历尽艰辛,最终被运抵重庆保存,幸免于战火。 抗战胜利后,文物回迁。关于这批珍宝的归属问题被提上日程。考虑到它们出土于河南,是河南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全部留在故宫(当时的古物陈列所)并不完全合理。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统筹安排,形成了一个“南北分藏,永为纪念”的折中方案,一件调拨给故宫博物院,一件归还给出土地河南。由此,参与过文物南迁的,就可被标为“南迁文物”。 而“留平文物”,和“南迁文物”对应,指代1933年至1948年间,故宫博物院组织文物南迁时,被清点标号,封存北平的文物,如以下两件,就被标为“留平文物”。 南迁的文物最终一分为三——1948年至1949年,内战局势紧张,南京政府从南迁文物中挑选了2,972箱(约60万件)最精华的部分运往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基础;1950年代起,留在南京的大部分文物(约1万余箱)陆续北返,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外,至今仍有约2000余箱文物保存在南京博物院库房。 故宫文物保护的故事在百年中仍在持续讲述,近些年,如宁寿宫、养心殿内檐装修、太和殿大修、故宫及北京中轴线申遗,均为古建筑保护修缮的创新实践,这些内容也点缀于展览中。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 【编辑:于晓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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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长治10月1日电 (高雨晴 散晨曦 高竹源)在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区宋庄村,年近六旬的普通农村妇女丁喜第凭借一双灵巧的双手,编织着不普通的梦想。她让一种即将失传的传统技艺——草编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在丁喜第的手中,玉米皮经历了一场华丽的“蜕变”。王永先 摄 金秋时节,在屯留区宋庄村,农户们已陆续开始秋收,玉米陆续被运走,但地里却留下很多玉米皮。焚烧污染环境,堆放又占地方……在过去,如何处理这些“农业废弃物”,是让不少农户头疼的问题。然而,在当地,这些看似无用的玉米皮,却在一位巧手匠人的手中,经历了一场华丽的“蜕变”。 造型精巧的花瓶、时尚大气的草帽、栩栩如生的动物摆件、古朴雅致的收纳筐……走进丁喜第家中,屋内摆放着由玉米皮编制而成的草编制品,琳琅满目。丁喜第和她用玉米皮编制而成的草编制品。王永先 摄 草编工艺看似简单,实则内含乾坤。从玉米皮的挑选开始就大有讲究:要选色泽金黄、宽大、无斑点的头层皮,然后经过浸泡、染色后,变得非常有柔韧度才能做草编原料。丁喜第介绍,编织时,几根皮子做“经”,一根皮子做“纬”,一挑一压,力道要均匀有力,否则编出来就歪歪扭扭。 “小时候,我经常见村里的老人坐在院子里编织,那时候玉米皮草编几乎家家都有,我也跟着学了不少编织手艺。每一种编法都有独特的技巧和要领,手指的力度、材料的湿度、编织的节奏都要恰到好处。”丁喜第说。 随着社会的发展,塑料制品和不锈钢器具开始大量进入居民家庭,传统草编制品的实用价值逐渐被替代。许多人放弃了这门手艺,但丁喜第却选择了坚持,并在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让这门老手艺焕发新活力。(完)--> 【编辑:陈海峰】
中新社香港9月27日电 题:香港出版界如何拥抱人工智能? ——专访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于克凌 中新社记者 韩星童 2025北京文化论坛日前在北京举办,以“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为年度主题。这令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于克凌打开了话匣子,近日在香港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他谈起近年来香港出版界在应用创新科技方面的诸多尝试与累累硕果。面向电子时代,香港出版界选择拥抱人工智能(AI),将冲击转化为助力,也继续肩负着促进中外文化出版交流的重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当今香港市民的阅读习惯?电子时代的到来对实体书店带来了哪些冲击? 于克凌:香港出版学会连续几年进行香港全民阅读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一个趋势——纸质书阅读量逐年渐趋下跌。2022年至2025年间,纸本书年均阅读量中位数从8本下降至5本。同时,电子阅读时间显著增长。 但有趣的是,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平时使用电子阅读只是因为携带方便,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当遇到比较严肃或自己喜欢的内容,即便已阅读了电子书,也会再去买实体书。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说明香港读者没有抛弃实体书。 至于冲击,从销售层面而言,对出版界影响不大,因为市面上的电子书都是由传统出版商提供。受冲击较大的是实体书店,因为如果你阅读电子书,就没必要再去实体书店。近几年,我们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的实体书店有所减少。几年前,香港还有另一家大型连锁书店大众书局,十几间分店全部结业。2025年6月19日,第三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香港馆内游客正驻足看书。黄欣欣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在AI等各类创新科技快速发展的当下,出版业如何顺应时代、借力科技突围,谋求新的发展? 于克凌:最近几年,出版界在不同流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创新科技技术。AI能辅助创作,大幅提升效率,拓展表达方式。以前我们做电子书只是简单地将文本转成PDF格式。现在电子书格式更丰富,功能更齐全,加密手段更先进,分发渠道也更多。 在编辑制作环节,AI可以协助校对,也能帮做装帧设计和绘制插画的工作。以往看似高不可攀的创作门槛,正被AI降低和冲破。比如,我要出一本《山海经》,要绘制“神兽”,没有实物可参照,这很考验插画师的功力。而借助AI就可以绘制出各种各样的“神兽”,不仅是静态图画,还可以制作视频。不少儿童书籍就利用AR或VR技术,读者扫描书中二维码即可观看动画。有些书籍还有香味,甚至能全方位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这些技术的应用也带动了图书销售增长。 另外,AI还可以帮助做市场营销。香港的出版公司通常规模较小,很难专门培养带货主播,现在有出版社已使用“数字人”营销。2025年7月16日,第35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图为一家参展书商带来“虚拟现实(VR)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阅读”供读者体验。 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在科技赋能方面,三联书店或联合出版集团作了哪些尝试? 于克凌:联合出版集团下属有一家联合电子出版有限公司,这几年开发了几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其中一个叫“中华文化有意思”。它将集团出版社一些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图书,用元宇宙和AI等高端技术呈现出来,向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展现中华文化的美好和趣味。这个项目经常受邀到学校演示。 最近他们正在做一个“在九龙城阅见香港”的项目,基于联合出版集团九龙城历史文化书籍,构建九龙城寨3D虚拟空间,还原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寨风貌,让人们近距离感受城寨的历史脉络与民俗风情。 中新社记者:每年7月的香港书展都是本地一大盛事,成为香港的一张城市名片。香港书展为何能经久不衰? 于克凌:一般出版界会将书展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业书展,以版权贸易为主,像法兰克福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另一种是零售书展,主要是卖书,像香港书展。香港书展是全世界最成功的零售书展之一。 香港书展的成功在于它具备几个特点:第一,有系列文化活动同时举行,相当于一场文化嘉年华。香港书展每年设不同主题,有各种文化表演、讲座,也会邀请知名作家前来,带动人气。 第二,与城市定位有关。香港是一个国际都会,东西文化荟萃,汇聚五湖四海的人,你能在这里找到中文书、英文书、日文书。香港的国际化程度,也是吸引读者前来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市场化运作。香港书展不仅向参展商收费,还向入场观众收费。为什么它敢收门票?因为图书销售折扣很吸引读者,平时新书不会有那么大的折扣。香港书展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下称“贸发局”)主办,做很多广告宣传。过去几年贸发局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市场,在广州、深圳等地推广,今年广告已经一路做到了长沙,吸引了很多内地读者前来。2025年7月19日,在第35届香港书展上,一家出版社参展商设置的蔡澜作品专区吸引众多读者驻足翻阅选购。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深度融合,香港出版界前年开始也深度参与“深圳读书月”。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如何互鉴互补,共建书香湾区? 于克凌:大湾区不仅聚焦经济建设,人文湾区的建设同样重要。其中,大湾区内出版界的交流合作近年做得比较深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2021年启动的大湾区合作出版计划,让香港的本地出版物更顺畅地走进内地市场,第一批有15家香港出版社的64种图书入选该计划,经广东3家出版社承接,在2022年至2023年已陆续出版。 近年香港出版总会也积极参与“深圳读书月”、深圳文博会,每次香港摊位都大受欢迎。我们还举办了“大湾区书店阅读巡礼”。这些活动超越了经济合作,用“书香”这一柔性的文化力量,促进区内居民的心灵契合,为大湾区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 大湾区出版界的合作和交流深入且广泛,我们共享选题资源、共享出版资源,同时互相借鉴学习、优势互补。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活动,将大湾区打造成一个以阅读和文化交流闻名的区域,提升整个区域的文化软实力和吸引力。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香港在促进中外文化出版交流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怎样推动香港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出版交流中心? 于克凌:一直以来,香港出版界都在发挥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中华文化介绍到其他地方。有些人形容香港文化是一个“混血儿”,但其实它的底色一直是中华的、东方的。 商务印书馆(香港)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出版故宫系列画册,约20年间出版了全60卷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香港三联书店也在同时期出版了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并出版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泰文等版本;我们还出版对外汉语教程20多年,卖到全世界几十个国家,每年销量都挺好。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在这方面继续加强。 我始终相信,图书是一切文艺形式的母体。所以我认为在推动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中,出版界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完) 受访者简介:于克凌。中新社记者 陈永诺 摄 于克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副总经理,联合在线(深圳)数字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在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商务印书馆等公司任职,并主持了《中华新词典》第四版及《中华新字典》第七版的修订改版工作,为经典的工具书带来了焕然一新的面貌。作为香港出版总会理事,于克凌还积极参与了2024和202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香港馆的筹备工作。--> 【编辑:刘阳禾】